西汉末年，中国东北、西南边境经常遭受骚扰。新朝皇帝王莽下定决心平定四夷。王莽想到用布换钱购买战马，于是下令中原的十二个郡国，拿出四十五万匹布帛。诏令一下，官吏开始向百姓催征。正当布帛筹集过半时，王莽又以母亲生病为由，修订“暂不征集”。其后，又忙于其他事务，一直再无下文。还征不征收，征收的怎么办？百姓官吏无所适从。王莽代汉后，喜好凭个人意愿改变制度，由于政令迂通不合实情，使百姓官吏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最终各地农民纷起，导致新朝灭亡。像王莽这种“任性”颁布法纪条规，久而久之势必导致群众对法失去信心，也必然造成法度丧失、典章废弛，甚至是走向衰亡。历史经验警示我们，任何领域、任何时候，法纪条规就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定要时刻保持敬畏、严格规范、自觉遵守。否则，今天违反一寸，明天破坏一尺，必然要受到法纪严惩，甚至付出惨痛代价。
现实生活中，受传统思维和习惯做法影响，言大于法、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现象还有一定“市场”。比如，面对同样违法违纪现象，有的领导干部“任性”地“看人下菜碟”，有的因一贯表现优秀而被网开一面，有的却因平时小错不断被先入为主地扣上帽子，还有的因身处特殊岗位被另眼相看、区别对待，更有的在上级视察或者特殊时段，出现一时疏忽过失，结果被无限放大，导致超严处理。除此之外，“身子进入新常态、脑子停在旧思维”现象还很普遍，有的喜欢按照“习惯法”、“老传统”办事，倡导所谓“法网严密”，坐在办公室里“拍脑门”制定各类苛繁的“规定”“细则”，导致基层群众动辄得咎，口服心不服，生活工作很郁闷很压抑。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任性”执纪的真实写照。如此，何谈守初心、担使命？
领导干部“任性”的路子走惯了，又没有人上前拉拉袖子、扯扯衣襟。长此以往，思想的惯性让人觉得坐在这个位子上“任性”都是顺理成章、约定俗成的，于是很难跳出现有的工作模式，最终成了“惯性思维”、“惯性动作”，结果只能是人治大于法治，公权让位私权。
习总书记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法纪条规应该是人人敬畏的铁律，而不应该是执法主体恣意揉搓的“面团”，谁都没有得以傍身的“免死铁券”。而领导干部执纪“任性”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基层群众正当权利的侵害、合法利益的损害和公平公开公正机制的破坏。法治思维淡薄，特权思想作祟，凭主观意志、个人好恶和习惯经验办事；政绩观不端正、事业观不正确，随意压制基层群众依法维权行为，一届一思路、一任一目标，随后人走政息，等等，这些都是导致其执纪“任性”成“惯性”的症结所在。
古人讲：“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于法。”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抓好第一批主题教育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工作的通知》，要求检视反思突出问题。如何破除领导干部的执纪“任性”，让法纪条规成为有刻度的尺子、有亮度的镜子、有硬度的刀子，这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首要的是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领导干部要在学懂弄透党规党章和各项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坚持做任何事情，都从法治角度分析思考，把法治当做管理工作的“方子”、检验对错的“尺子”，做到理智中“思”、斟酌中“做”、法纪中“行”，切忌一时兴起，“任性”而为。再者，领导干部要老老实实、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把准手中“戒尺”刻度，无论是谁面对法律拷问，答案都只能是单选题。特别是要严格在法纪条规的框架内研究制定实施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另立规矩，而后再由基层评判、实践检验，逐步形成正确的法治导向，确保决策指示落地生根。第三，要鼓励群众拿起法纪条规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利益和尊严，通过设立“网上信箱”，召开“恳谈会”、组织问卷调查等形式倾听群众正常诉求，采纳群众合理建议，形成崇法、敬业、务实的新风尚新局面，推动依法治国向纵深发展。
“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领导不依法办事，下属要敢于指出；机关不依法指导，基层要敢于抵制。基层群众也要勇于担当、敢讲真话，对不合理的“土政策”“土规定”敢“亮红灯”，让执纪“任性”的惯性做法无处遁形，保证依法治国在基层全面落实、不留死角、没有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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