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养“白居易的愤怒”

　　唐朝贞元年间，诗人白居易考中进士后被派往陕西周至当县令。刚上任时，城西的赵乡绅和李财主就为争夺一块地跑到县衙打官司。为了能打赢官司，赵乡绅差人买了一条大鲤鱼，在鱼肚中塞满银子送到县衙，而李财主则命长工从田里挑了个大西瓜，掏出瓜瓤，也塞满银子送了来。

　　审案时，赵乡绅说：“大人，我的理（鲤）长，我先讲。”李财主也不甘示弱说：“我的理（瓜）大，该我先讲。”面对送礼者的明示暗示，白居易微微一笑说：“本官耳聪目明，用不着你们旁敲侧击，更不喜欢有人暗通关节。”当场命衙役取来鲤鱼和西瓜，抖出银子，听审者一片哗然。白居易厉声喝道：“大胆刁民，胆敢公然贿赂本官，按大唐律法各打四十大板！”行贿的银子则用于接济贫苦百姓。白居易的那一声厉喝，那一次愤怒，让清正廉洁的光芒愈加迷人。党员干部面对诱惑，不妨多一些“白居易的愤怒”。

　　“白居易的愤怒”是为官者对清明廉洁的恪守。为了赢得官司，赵乡绅和李财主可谓“煞费苦心”。但他们却“押错了宝”，为自己赢得了“四十大板”的“有利位置”，读之令人忍俊不禁。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顾协也是一个“怒打送礼人”的。南北朝时，南朝的中书通事舍人顾协，位高权重，为政清廉。有一次，他的一位门生因有事相求，送礼向他行贿。顾协怒不可遏，责令将这个门生重打二十大板，赶出了门外。“一文虽微，能污清白人格；万金价昂，难收公道人心。”东汉名臣杨震四次升迁，担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他到郡上任，路过昌邑时，过去曾举荐的荆州秀才王密正做昌邑的县令。晚上，王密去拜见杨震，怀中揣了十斤金子，送给杨震。杨震说：“我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我，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密说：“这么晚了，没有人能知道这件事。”杨震说：“天知道，神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能说没人知道！”王密羞愧地退出去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如果没有对廉洁的坚守，就会让自己的人生失守，最终万劫不复。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党员干部不妨学一些“白居易的愤怒”，用清明廉洁坚守精神的高地。

　　“白居易的愤怒”是有权者对公平正义的坚守。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在唐代张固所撰的《幽闲鼓吹》中，就曾记载了一个“钱能通神”的故事。白居易如果收了赵乡绅的银子，自然偏袒赵乡绅、收了李财主的银子，赵乡绅自然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如果廉洁的底线都失守了，如何能有威信？如何能守住公平正义？作为县令，是一个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如果没有公平正义在心头，如何能干出一番事业？面对两个送礼者，白居易严格按照法律各打四十大板，将“行贿银”用于接济群众，真正做到了不偏不倚，坚守住了公平正义。古人说，钱可以“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但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一定要保持清醒，牢牢记住生活中还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当前，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党员干部一定要严以用权，坚守公平正义，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不让老实人吃亏，以秉公用权捍卫党员干部形象。

　　“白居易的愤怒”是读书人对文人精神的信仰。张载在《横渠语录》中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将其称作“横渠四句”，这也是中国历代文人不懈的精神追求。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文人风骨始终表现出独有的精神张力，书写着家国情怀与个人志趣的壮丽诗篇。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从“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代代有志向的文人用自己独有的风骨与气节，激荡出中华文人的精神信仰，构建了中华文化人格的精神坐标。作为文人，白居易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信仰，他不愿意因“铜臭”败坏了自己的名声，不愿因身外之物让自己的信仰蒙尘。因此，面对送礼者，他愤怒了，在愤怒中坚守并升华了中华文人精神。于是乎，沿着诗行，伴着那一声愤怒，白居易一步步走向经典……

　　一千多年过去，白居易“各打四十大板！”的声音仿佛依然铿锵有力，送礼者的哀嚎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响。面对送礼者，白居易愤怒了，甚至有些歇斯底里，但他的愤怒让人精神一振，他的愤怒让人热血沸腾！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当涵养“白居易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