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48年,未经受过“兵荒马乱”,也基本上可以称是共和国同龄人了。因为当年的门头沟地区已经解放,仅仅剩下极个别小股散兵武装及负隅顽抗的军队龟缩在天然“险要”之处,苟延残喘以待外援了。我儿时的记忆是家中墙上粘着的大兵画(实际上是三人持枪上刺刀的解放军和毛主席像)、生产互助组(在一块干活,有说有笑,很热闹)、初级社、高级社……
幼年,感知爷爷、奶奶哄我睡觉时或不听话乱跑时,就用“鬼子”“拍花子(实为老抢)”之类的话来吓唬我。
祖辈们大字不识一个,我之后上了小学、高小及初中。老人们经常在我耳边唠叨“赶上好年头了你才能有学念,要不哪辈子能赶上你上学呀……”
伴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步伐,我也由小学、高小直到上完初中,红领巾、共青团使我感到光荣,家乡也随着共和国的发展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耳濡目染,我内心逐渐认识到,新中国的成立是多么不容易,那是用千千万万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共和国的安危关系到亿万家庭、关系到每一个人。我的妈妈是个小脚女人,自然我也会时常想到她的安危并询问她的从前。她对我也吐露过,我的家也曾遭受过日本鬼子一天三次“光顾”,烧了房后,前脚日本鬼子走了,有人传风报讯,赶紧返回来跟八路军一块灭火,再搭简易住处。那时弄得人东躲西藏,心惊肉跳。我家一个远方亲戚独居一处,其全家八口人有六口被鬼子搜山时发现,用刺刀捅死。随着年长记事,我对“国家”的概念和认识更加的深刻。
1968年,我光荣地穿上了军装,成为了一名守卫共和国安全的解放军战士。党组织和部队领导的关怀、教育和帮助,使我更加坚定了:活,就要为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安全而活。党和国家、人民高于一切,流汗守疆土,热血卫中华。
难忘的1970年1月,连队党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批准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像冲锋的号角,在时刻激励着我,在党的利益面前没有小我。新中国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我,决心把我的一切交给国家、交给党、交给养育我并寄希望于我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