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火

　　家乡的词汇里，柴火指的是煮饭烧水用的燃料。

　　对柴火最初的记忆，与父亲的形象有关。在那画面上，父亲总是在一架柴垛子旁忙碌，柴垛子好高好整齐，如同一面艺术的拼墙。

　　童年的时候，柴火一般是被称作毛毛的落叶败草，最好的是树桩树根。家里一日三餐用得着，找柴火便是大人们休息时候的主要家务活。父亲最爱上山。家里人虽多，却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他的忙。不过，我家的柴垛子仍然码放得最多最整齐，高高的，抵着门外街沿下的屋檐。柴垛子上全是粗细均匀的木块，父亲总是将那些土里刨出来的树桩树根筛选过，再一绺一绺劈成块状，横竖放齐，以便风干，嚓嚓作响的木柴撕裂声中，总看得见他脸上有几丝笑意。

　　兴许上山拾柴火是件有趣的事情？经过一次次的纠缠，父亲终于让我跟着进了山。

　　一道又一道的山梁，离家十几里地了，才看得见些落叶败草。那些离家近的地方，山坡干净得像一面镜子，毕竟厂里上万人每天的生火做饭多半都靠着这些宝贝呢。拾柴火很有讲究，手里拿着特制的竹耙——像猪八戒手里那种，顺着山势往后梳，手上脚上都得小心，以免遗漏，或者踩上个坑坑洼洼的摔个人仰马翻。十三号院的老魏就是这样跌伤尾椎，终生残了。小小心心地把几座山梳下来，积成一背，天色也差不多了，啃完早上出门带着的红苕粑，便该回家了。

　　落叶多半还可以指望得住，树桩树根就全靠巧遇了。在那些沟沟坎坎的地方，偷树的贼夜里来过了，树身是肯定不见了，只有树桩留着。发现树桩，如果不用乱草遮住，就要马上回家拿来挖锄斧子，尽早取走。硬硬的棒子柴熬火。我不止一次坐在树桩边，等父亲回来，每当看见他呼哧呼哧地赶来，往往眼里的水便再不争气，漫出来。

　　“哭啥？只要有柴有米，还有啥好哭的？”父亲就骂人。

　　柴拾多了也不容易，就算不遇上林场的人为难，瘦小的父亲驮着比他个子还高还重的柴背往家走，一步一步走得艰难，手上脚上的血管鼓起像一根根挣扎的蚯蚓。我疲软软地在他身后磨着鞋底。歇脚的时候，父亲就会讲早些年常跑到我们大院来的狐狸的尾巴，或者干脆就讲过年了，用木块煮腊肉的快和香，啧~啧~很快精神就又回来了。

　　上山的次数一多，就又发现一个秘密。父亲总是在离家最近的那个山口歇最后一次脚，靠着柴背，他常看着家属院的那些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出神，用劲抽一口叶子烟，然后说，柴米柴米，只要有柴有米，还怕啥子呢？

　　这落叶败草真有那么神奇？我不相信。要说火力强而持久，还得数煤。家里也有煤，堆在床下，不过一年半载也难用上一回，直到大家都用蜂窝煤做柴火了，才最后烧完。

　　蜂窝煤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柴火。先是山上的小煤窑多了起来，好像当初建厂的理论依据终于得到了实物佐证，接着专供做柴火的蜂窝煤厂也建了起来。父亲却好长一段时间不习惯用煤，不仅仅是因为一个煤一分钱，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林场附近的山上栽满引进的改良松，拾柴火容易，再说，这样烧煤，地下的煤能用多久？煤是厂里生产才该用的。

　　蜂窝煤确实如父亲所料，没用多久。因为从普遍用煤开始，厂区像吹泡泡一样扩展开来，工人新村的高楼一幢接一幢立起，推平大院，搬进高楼，天然气成了家里的柴火，这会不会是最好的柴火？我不敢断定，不过方便倒是真的，要用火了，伸手拧开开关，灶台上就有湛蓝色的火焰呼呼作响，烧得穿锅底，用完了，手一扭便灭了，无需换火提灰，也不用顾忌灶里死灰复燃。

　　再后来，电又成了家里的柴火，电饭锅、微波炉、光波炉，连煮饭时间都可以预定了，看不见火焰，也没有烟气，除了炒菜，就连天然气也用得少了。不过，不担心柴火了，父亲在家的时候还是少，逛山、坐茶馆、打川牌，样样都忙，反正要用火，那天然气也赶得出工来。曾经光溜溜的大山，满是苍翠，沟沟岔岔的山间小溪石板河，正在打造国家穹隆地质公园，这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花果山。至于柴米柴米那话，再也听不见父亲提了。

　　也是，那简单的柴火还值得一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