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蕴含在诗圣杜甫1500首诗文中，既是杜诗的灵魂所在，更是杜甫精神世界的写照，也影响着一代代尊崇杜甫的文化学者。
据统计，杜诗现存约1500首，其中各类五言诗共约1050首，而正是这1500首杜诗，成为人们代代传颂的文化瑰宝。历史上很多人就以杜甫的诗文作集句诗，特别是在专集一家的集句诗中，集杜诗出现得最早，也发展得最快。
杜甫诗风沉郁顿挫，深切硬朗，满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高尚追求，杜诗中既以天下苍生为念，把人民的疾苦冷暖作为诗歌表现对象，更为江山社稷而忧愁，充满着忧世报国的爱国情怀。
一个人如果对国家、民族有感情，那么他对于国家的历史、山川就会有一种特别亲切之感，比如在杜甫的《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便道尽了忧国伤时的凄苦与哀思，这样的家国情怀委实令人动容、钦佩。
一个人只有深切的了解劳动人民，知晓社会现状，才能做到为人民立德、为人民立功、为人民立言。杜甫的诗文中充满着对最底层劳动人民群众的浓厚感情，呈现出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就在他最落魄，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想的依旧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就在他游走四方时，他思考的仍然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民生疾苦……这些都流露出了杜甫“悯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正是杜甫这种“悯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成就了杜甫文学史上的人格意义，成为平民中的圣贤，诗人中的诗圣。
北宋诗人孔平仲曾在《题老杜集》中写道“七月鸱鸮乃至此，语言闳大复瑰奇。直侔造物并包体，不作诸家细碎诗。吏部徒能叹光燄，翰林何敢望藩篱。读罢还看有馀味，令人心服是吾师”，诗文不但赞美了杜甫的诗歌成就，而且以李白、韩愈反衬，突出其超常过人之处，更流露出了对杜甫的师事之意。
南宋诗人杨冠卿曾写作《集句杜诗》，在《读杜工部集》中写道“平生忠义不忘君，末路升沈付九原。千古神交真未泯，一时人事可重论。摩挲醉眼朝廷在，消息他乡弟妹存。独阅遗编堪堕泪，秋窗灯火雨昏昏。”更是高度肯定了杜甫忠君爱国、怀仁忧民的高洁品格。
历史上众多的诗人尊崇杜甫，背诵杜诗，进而以集句诗体裁发展杜诗，更多的是以杜甫的精神、情感和思想激励自己。近期研读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明朝诗人杨光溥的《杜诗集吟》以及其它集杜诗，不难发现集杜诗大多是对杜甫诗歌的爱国思想和“诗史”意义的发扬，既是对杜诗的尊崇，更是对杜诗文化的传承。
在莒人杨光溥的《杜诗集吟》中，不仅是专集一家（杜甫），并且专集一体（五言），许多集句诗利用小序记录历史事件，成为明朝中期历史史料的重要补充。自2017年在山东日照莒县发现孤存本以来，逐渐引起世人对《杜诗集吟》的重视。
不论是近1500首杜诗，还是杨光溥等人的集杜诗，大多都饱含着“持忧、明势、怀仁、报国”的情怀。纵观杜甫的一生，35岁以前是读书和漫游，35岁至44岁困居长安，45岁至48岁陷贼和为官，48岁至58岁在西南一带漂泊。其为官时间很短，除了在唐肃宗时候，偶然进谏，引起肃宗不满后被贬，大多是游览大好河山。
但是杜甫却被后代敬仰，特别是明朝的理学家朱熹将其列为历史上的五君子之一，与诸葛亮、颜真卿、韩愈、范仲淹等人并列其中。朱熹在《王梅溪文集序》中写道“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
回望历史，有的人位居要职、身兼数职，却不过是误国的权臣，在历史上留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有的人屈居一隅，却也能干成为世人所敬仰的事业，赢得千古流传的盛誉。其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他能否始终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能否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能否始终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能否始终把爱国作为内心最深沉厚重的情感，在言行举止中践行爱国思想。
在思想观念多元化的今天，读集杜诗，体味杜甫和集杜诗作者一脉相承的爱国情怀，是增强文化自信，让爱国主旋律引领思想观念多元的一种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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