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转的基石是诚信，这点毫无疑问。征信，将失信者纳入黑名单，进行精准有效惩戒，有利于对个人和企业进行约束与监督，从而筑牢社会秩序的诚信高墙，营造“一时失信，处处碰壁”的倒逼环境，确保人人遵规守纪、秉持原则。
然现实生活中，个别地方出现征信泛化和扩大化的现象，值得警惕和反思。如，有的把闯红灯、频繁跳槽、乱停车等纳入征信范畴，极容易消耗征信这一治理手段的严谨与科学性。征信作为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与举措，是社会法规制度的一剂补给。如对醉驾者失信惩戒，能起到震慑和警戒作用，其意义在于提醒尊重生命、强化安全意识。也就是说，征信须严肃，本身要有坚守。
社会活动的多元化与多样性，决定了社会治理手段的创新多变。征信不该“不管萝卜青菜，一律拿过来”，诸如闯红灯等鸡毛蒜皮、芝麻绿豆的小事，扔进征信“筐”内。一来让普通群众动辄得“失信帽子”，极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心理，造成逆反效应，拉高社会治理成本；二来把失信惩戒当作“万能油”，暴露出个别地方政府治理智慧的短缺与不足，也难逃懒政怠政、本领缺失的质疑。
此外，失信惩戒对一个公民、一个企业的影响力和杀伤力很大，尤其在万物互联的信息化时代，一旦被冠上“失信”标签，就意味着难以“翻身”。从这点出发，征信得慎之又慎、谨之又谨。且知，征信是为了维护良好的社会诚信土壤，巩固法治文明、现代自由社会空间。“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若将征信扩大化、拉低门槛，让真正失信行为显得不严重，无疑是掩盖了失信问题，失去了征信底线意识，反倒于社会治理起负作用。
社会治理是一盘复杂庞大的棋，征信手段只是社会治理的一颗棋，并非独当一面的“大杀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趋势下，各地政府部门和管理者要尽快转变治理观念和服务思维，对社会问题多些深入研判与科学分析，同时能拿出精准施策的深耕举措与可行办法。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征信这把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别“大撒网”式一顿乱捶。
法治社会之下，征信须恪守法治理念与规则意识。何况，社会治理本质上就是一个尊法守法的课题。换而言之，征信要建立在法律和政策延伸的堤坝之上。对于社会具体问题的治理，需要法律“打前锋”，畅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米”，弥补法律欠缺的空白区域，从而以严格和规范的标准为征信划线，才能确保征信的唯真唯实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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