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关，把“廉关”，面对带有某种目的的送年拜年，又一次成为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必答题。
若是一般群众，春节前后，敞开门迎客，摆盛宴接待，此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人情往来，乃中华民族之传统，可以为节日增加热闹、祥和气氛。但是，作为领导干部，不能混同于普通群众，思想上应该有根固守节日廉洁防线的弦，在与哪些人交往、如何待人接物上，则必须有点讲究。
史料记载，历史上许多清正廉明、洁身自好的官员都能以各种方式抵制春节官场上的陋习。他们在假日里，要么在职进修，如宋均“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要么下地从事劳动，如尚子平“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饮食”；要么搞科技实验，如蔡伦“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古人如此“闭门”婉拒拜年客，看似不近人情，有悖常理，实则为为官者洁身自好的最佳选择。
十八大以来，尽管纪律笼子越扎越牢，但每年春节期间，总有那么一些基层党员干部、领导身边的下级同事顶风违纪，热衷于往手握重权的领导家里跑，借机与领导套近乎。他们提着礼包、烟酒，在众目睽睽之下堂而皇之地钻进领导家里；有的甚至不惜开着小车奔波几百公里，直奔领导老家，以表忠心。来来往往看似热闹的背后，送礼的不一定都是真心实意，收礼的也心负重荷；群众却看在眼里，怨在心里。
说实话，大多数领导干部过年也想图个清静，陪着家人聊聊天，弥补一下平时忙于工作而欠下的亲情“债”，从内心里不愿受干扰。不可否认，也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态度总是摇摆不定、意志不坚决，对于平日里关系不一般，或者有一定工作能力、工作上又卖力，或者上头有人、有来头的各路拜年者，加上他们基本上都选在大年初一上门，拒绝不接受，面子上过不去，便半推半就欣然接受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拜年礼。其中，又有少数领导干部来年还真对上门拜年者照顾有加，甚至违背原则给那些人好处。如此以来，这个地方或单位的政治生态就遭到破坏，不正之风也难以遏制。
我们经常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既然是特殊材料，在公与私、人情与法纪上就应有特殊的要求、特殊的做法。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党的领导干部春节期间为何就不可以试试“闭门”谢客呢？再譬如，清康熙年间，高以永调任内乡县，一上任，他就自愿放弃春节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机会，独自“遛”进民间开展微服私访，寻发展之策、问百姓之苦、解百姓之忧……成为清代利用春节访贫问苦的一位好知县。旧时的县官春节期间独自“遛”进民间开展微服私访之举，很值得共产党人效仿。
关心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立党之本，力量之源。一年之际在于春，作为领导干部，完全可以多进群众家门，可以与群众聊聊开春有什么想法，为他们出出点子、想想办法；可以到农村与有意回家乡投资的有志之士侃侃，问问他们有哪些地方需要帮一帮，与群众商量商量，村里的卫生怎么搞、新年产业结构如何调。离群众近点，心里时刻装着群众，你今天对群众的情感投入，换来的就是明天群众对干部工作的支持。
廉不廉，看过年。规定、纪律不能逾越，年前年后，领导干部“闭门”谢客或许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何况，更多来送年、拜年的干部都不一定心怀好意，不一定有直接工作关系，也就是说非亲非故，将他们拒之门外有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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