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老共产党员的传家宝

　　“十一”小长假，我回到山东德州看望已经86岁的老父亲，在与他朝夕相处的几天中，发现他仍然每天早早起床坐在书房里读书写诗填词，时不时翻看那本已经毛边的《辞海》，一遍遍仔细推敲修改自己的诗词绝句，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态度就像一名虔诚的小学生。其实他这种潜心自学的习惯，已经坚持了70多年。

　　父亲的童年是在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苦难中度过的，没有机会进入学堂读书。出生在旧中国战乱年代的父亲，家境本来是一个富足殷实的地主富农家庭，家中曾有几进几出大宅院数十间，良田千顷，牛马成群。但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侵略中国的憎恨，出过国留过洋的爷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在上海以外国领事馆翻译的身份往来香港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变卖了老家的千顷良田和多套祖宅，大部分当作党费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一部分当作路费准备将妻儿接到上海。1943年，父亲被爷爷奶奶领着从山东夏津出发，经济南转往上海，准备到上海入学读书。

　　当他们途经济南时，由于叛徒出卖，爷爷被日伪军秘密逮捕杀害，财物被洗劫一空。为躲避追捕迫害，身无分文的奶奶只好带着包括父亲在内的3个幼子，要饭讨生地辗转回到她的娘家避难。没有了生活来源，母子4人只好寄住在亲戚家的一间破草棚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当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家境一贫如洗。作为长子的父亲只好靠给别人扛活种地当小工，饥一顿饱一顿地勉强度日，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学校读书。在他耕种的田地附近，有一座私塾，每每从那里路过，他都会被朗朗的读书声吸引，在门口驻足停留侧耳倾听，读书声对于他来说是简直天籁之音，让他留恋忘返。可一想自己的家境，他只好默默扛着农具，一声叹息悻悻离开，继续在田地里劳作。

　　在与父亲的交谈中，他曾多次谈起，有一年为了借舅爷家的驴子耕地，他被指派牵着驴护送大他五岁的表哥去平原师范学校读书。几十里的路程，他在前面默默地牵着驴步行，而表兄骑在驴背上，眉飞色舞地给他讲学堂里的一些趣事，让父亲向往得忘掉了长途奔波的劳累。送到平原师范学校，临别时，表兄为表达一路送护之情，将宿舍里一本破旧缺页的《康熙字典》送给他。父亲如获至宝，紧紧抱在怀里，在返回来的路上一边赶着驴一边翻看。从那之后，在繁重的劳作间隙，他得空都会翻看这本破字典，他拜这本字典为师，一个字一个字自学着，没有钱买笔和纸，就用树枝为笔，大地为纸，刻苦用心地学习着。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肖华支队东征进入鲁西北开辟根据地，父亲才翻身做了主人，打土豪分田地，一身赤贫的父亲分到几间旧房居住，还分到了几亩田地。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父亲主动参加儿童团闹革命，当上儿童团长，虽然没有进到学堂上过一天学，但他因为每天坚持自学，直到把那本康熙字典翻得无法再翻，日积月累，文化知识不断增加，成为村子里识文断字的“小秀才”。

　　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父亲，因为自学有些墨水，被党组织安排在关帝庙里创办了当地第一所农村信用社。父亲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工作之余，他坚持跟着新购买的《新华字典》学习，读书看报成了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受到《高玉宝》《暴风骤雨》等书籍的影响，父亲像高玉宝一样痴迷学习，还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根据自己所见所闻，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1955年他创作的诗歌作品《入社之后》发表在《山东文学》的前身杂志《前哨》创刊号，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和肯定，这更加激发起他的学习创作热情。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生活中，他写出大量的各类作品，很多作品刊登在《大众日报》《山东文学》《金融时报》《中国农村金融》等报刊上。

　　退休之后的父亲却退而不休，对读书写作更加痴迷，除了参加老年大学和德州市诗词学会活动外，把每天上午到图书馆读书看报当成必修课，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下午在家写作练字，一刻也不放松，写过的稿纸竟有几麻袋之多，为推敲字词竟又先后翻烂过几本《辞海》。

　　看到进入耄耋之年的父亲还这样辛勤地读书写作，我们都劝他这么大年纪了不必如此辛苦，在家种种花、养养鸟、钓钓鱼、聊聊天，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多好。父亲总是笑着说：“你们不懂我这个从小没有进过学堂人的心，对读书是多么渴望，我们都应当珍惜当今中国这个好时代，提供这么好的条件，现在党和国家提倡终身学习，做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活到老、学到老，至到生命最后一刻，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读书写作的家风永远传承下去。”

　　他还用自己积攒的工资设立了“学习奖”，在每年的春节家庭聚会时，为取得突出学习成绩的孩子们颁发优厚的奖金红包。每当后辈子孙们要入学时，他都要送一本《新华字典》，并在扉页上一笔一画地写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鼓励话语，让字典成为我们大家庭读书学习的传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