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文汇
202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郁达夫烈士殉难80周年。“文化人是识风浪的海鸥，我们要号吹在前，切不可悲歌在后。”这位被誉为“反法西斯文化战士”的作家，在民族斗争的风浪中，彻底摆脱青年时期作品中“沉沦者”的形象，转而以满腔的爱国之情、刚正之气与团结之力，诠释着战火时期的文人风骨。他的名字，不仅铭刻在中国文学史上，更镌刻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
致敬他“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风骨。爱国，是文人风骨的核心，是贯穿郁达夫“以笔代戈”战斗生涯的主线。1913年，17岁的郁达夫负笈日本留学，在异国他乡的歧视与孤独中，他过早地尝到了弱国子民的酸楚。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国即余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土沦陷的消息如重锤砸在郁达夫心头。这位素来以“零余者”著称的文人，率先褪去了笔下的孤影，转身成为抗日救亡的急先锋。为表明自己的抗日决心，郁达夫掷地有声地写下了：“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无论是在上海写下《抗日救国与文人》《战争与文艺》等檄文；还是远赴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主编，以副刊为阵地，开设“抗日文艺”专栏，刊登巴金、老舍等作家的抗战作品；抑或是在苏门答腊敌占区，以商人身份掩护抗日志士，为盟军传递情报，救助受难侨胞，最终命陨南洋……这位用文字凝视家国命运的作家，让爱国不仅成为笔下的信仰，更化作危难时刻的以身殉国，用生命践行了爱国二字的千钧重量。
致敬他“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刚正风骨。文人的刚正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清高，而是在世俗浪潮中坚守良知、在强权高压下挺直脊梁的柔韧不屈。“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不少文人或依附权贵谋取安逸，或在高压下噤声自保，舆论界一片压抑。在内忧外患的时局面前，郁达夫不畏强权、不媚时流、不逐虚名，始终站在正义一边，坚持发表进步言论。对内，他在《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接连发文，痛斥当局的懦弱：“国土都要丢尽了，还要我们做‘顺民’？这样的政府，不配谈‘救国’！”他的文章如投枪匕首，直刺反动统治的心脏。这番言论触怒了当局，他的文章被删改、刊物被警告，甚至有人威胁他“闭嘴”，但他依旧笔耕不辍。正如他给友人的信中说的，“文人的笔若不敢说真话，不如烧了它。”对外，他以辛辣的语言，痛斥日本文人对战争的美化与粉饰，将日本侵略者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面对日伪势力许以重金的拉拢诱惑，他始终冷眼相对。这种傲然挺立、宁折不弯的刚正风骨，让他成为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为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的人们照亮前行的道路，彰显着文人应有的高尚气节与精神力量。
致敬他“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的团结风骨。文人的风骨不仅在于“独善其身”的坚守，更在于“兼济天下”的担当。郁达夫深知，中国的希望，不在少数人的呐喊，而在多数人的同心。郁达夫积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抗日。在上海，他率先提出“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把笔杆子变成枪杆子，把书桌连成战壕”。他联合茅盾、巴金等作家创办《文学》月刊，开设“抗日文艺特辑”，不问作者的党派、流派，只要是呼唤爱国、反抗侵略的文字，都一一刊登；在武汉，他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与冯乃超、郭沫若、田汉、冯玉祥等人士并肩工作，使抗战的文艺活动呈现出生气蓬勃的新气象；流亡新加坡期间，他充分利用当地的《星洲日报》等华文报刊，发表大量抗日文章，向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与援助……他的文字摒弃了个人的孤立表达，成为打破思想壁垒、凝聚人心的纽带，让海内外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汇入抗战的大潮，进一步巩固了全民族抗战的防线。
如今，当我们回望郁达夫的一生，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文学大家的才情，更看到一位用热血书写知识分子最铿锵的风骨答卷。烈士郁达夫以笔抗战的精神，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激励着我们铭记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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