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文汇
我的童年记忆里，似乎总飘着哈密瓜的香甜。奶奶总爱在田埂旁，一边纳鞋底，一边絮絮地讲她的故事。故事里没有高楼大厦，只有一望无际的戈壁。她说，那时风沙大，地窝子里的被子上能抖下半斤沙。水是金贵的，从几十里外驮来的涝坝水，澄一澄，一家人省着用。“苦吗？”我曾问过她。奶奶用布满老茧的手摸摸我的头，眼睛望向远方绿油油的瓜田，“傻孩子，看着这平展展的路、绿莹莹的田，心里头，甜。”
我是看着团场一点点变模样的。曾经的土坯房变成了敞亮的楼房，自来水取代了涝坝水，拧开水龙头就是清冽的水；农田里不再是靠天吃饭，智能滴灌系统将水精准“滴”到每株棉花根须，大棚里的果蔬四季常青；以前的泥泞土路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柏油马路直通家门口，让家乡的“炮台红”甜瓜远销全国。从地窝子到宜居家园，从靠人力开荒到现代农业赋能，家乡的每一次蜕变，都让我深深懂得，这一切离不开党的边疆政策，是党带领着兵团人，在戈壁上种出了希望，在荒滩上建起了家园。
高考后，我背着行囊去乌鲁木齐读大学，奶奶送我到车站，攥着我的手反复说：“娃，咱是军垦人的后代，要跟着党，多为新疆做事，别忘本。”那番话，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扎了根。入学第一天，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图书馆里啃读党的理论，在志愿服务中体会为民服务的意义。在党课学习中，了解到无数像奶奶一样的热血同志，把青春献给边疆，更坚定了我向党组织靠拢的决心。大三那年，我站在党旗下宣誓，举起的右拳握得紧紧的，心里默念着：毕业后，我要留在新疆，像奶奶一样，把根扎在这里。
毕业后，我选择跨越天山，来到南疆的城市工作。拿到库尔勒市托布力其乡的录用通知时，我仿佛看到奶奶眼里的笑意。初到乡里，我才发现，从兵团青年到地方乡村的基层工作者，这个身份的转换，竟藏着那么多的不适应。最初的兴奋，很快被现实的陌生感包裹。这里不再是整齐划一的条田和熟悉的乡音，我面对的，是语言不通的维吾尔族乡亲，是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是千头万绪、看似无从下手的乡村工作。我第一次入户走访时，比画了半天，也没能让热比亚大婶明白防返贫的帮扶政策。夜里，躺在寂静的宿舍，挫败感像潮水般涌来，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做好这份工作。
每迷茫时，我就想起奶奶。想起她说，初来时，戈壁上连棵挡风的树都没有，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无非是“心定了，脚就稳了”。是啊，我的“地窝子”还没挖，怎能先怕了风沙？我收起浮躁，从最简单的音节开始学维吾尔语，让同事一遍遍教我常用的维吾尔语。我不再急着宣讲政策，而是先拿起扫把，帮孤寡老人打扫庭院；向村里的老党员请教，了解当地的习俗和乡亲们的需求；跟着老乡们去棉田、去梨园、去养殖场，学怎么种棉花、怎么修剪果树、怎么养牛羊，把自己从办公室里的“大学生”变成老乡身边的“贴心人”。
如今，我乡音未改，却也能用蹩脚的维吾尔语和乡亲们开玩笑了。我仍时常想起家乡的“炮台红”，但更爱托布力其乡傍晚家家户户烤馕时弥漫的温暖麦香。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老乡们会热情地喊我的名字，递来甜甜的瓜果，在乡里的巴扎上维吾尔族老乡在舞台上敲起手鼓，弹起都塔尔，欢快的麦西热甫跳起来时，有人拉着我的手加入队伍。我笨拙地跟着舞步，脚下的尘土飞扬，耳边是爽朗的笑声，那一刻，语言的隔阂仿佛消失了，只剩下最纯粹的快乐。我忽然懂了，新疆的美，不仅在于戈壁绿洲的风光，更在于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的温情。托布力其乡，不再是陌生的“他乡”，而是我心里的“新家乡”。
我的根，已悄然越过了记忆的边界，在这片“新家乡”的沃土里，向着更深、更温暖处，静静生长。作为军垦后代，作为基层党员，我会带着奶奶的嘱托，带着对党的忠诚，把一腔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和各族乡亲一起，把托布力其乡建设得更美，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新疆的大地上永远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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