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嬢的“彝调”

村里的雾总比别处散得慢些，我们踩着湿漉漉的碎石路往上走，驻村第一书记罗姐和村上的副书记老李在前头引着，步子稳得很。路上，罗书记告诉我，我们要去看望的阿嬢，今年七十了，听力三级残疾，她汉语说得磕绊，但心里的歌，却从未停过。

这一趟是去给阿嬢送药的，山里风硬，阿嬢的老鼻炎又犯了，罗书记专门从县城带来了药，“每次我们来，她都要唱。”罗书记笑着说，“都是自己编的词，调子还是老调，词却全是新的。”

听罗书记讲，每次去阿嬢家，阿嬢老远就迎出来，枯瘦的手一把抓住你，使劲往院里拽。这回也是，刚进院子，阿嬢就从屋里端出簸箕，里头是五颜六色的糖果，硬往我们手里塞。罗书记凑在她耳边大声喊：“阿嬢，药！记得吃！”她听不大清，却一个劲点头，接过药盒子，翻来覆去地看，然后小心翼翼地揣进贴身的衣兜里，拍了拍。

我们在院里坐下，聊起家常。说起家里这几年的光景，阿嬢的话匣子就关不住了，虽然要靠老李在一旁“翻译”，但那份欢喜，是隔着语言也能透出来的。前些年，阿嬢家日子还紧巴着，收入底子薄，稍有个风吹草动就犯愁，就像这山里的雾，不知什么时候才散。村里给阿嬢安排了打扫卫生的公益性岗位，阿嬢家茶园里那一垄垄茶树冒出的新芽、圈里的猪、院里的鸡，都成了贴补家用的“活银行”，就这么一点一滴地攒，一砖一瓦地垒。

后来，村里的党员干部们挨家挨户做工作，把零散的地拢起来，咖啡园、蚕桑基地一片片建了起来，五千多亩的生态茶园也成了规模。阿嬢听不懂那些政策名词，但她看得见，村里的路通了，山外的车来了，村里注册了“彝大碗”“三弦韵”商标，把山里的东西卖到了天南海北。阿嬢有时听儿子念包装上的字，她听不懂，却笑得合不拢嘴，自家的东西，能跑那么远，这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山里的雾，终究是散开了，阿嬢家的日子，就像房梁上挂的那一串串红辣椒，越过越红火。

我们要走时，阿嬢急了，一把拽住罗书记的袖子，嘴里连声说着什么，老李笑着翻译：“阿嬢说，你们不能走，她要唱首歌给你们听。”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阿嬢已经站直了身子，清了清嗓子，就在这洒满阳光的农家小院里，亮开了嗓。调子带着山风的粗粝和泥土的朴实，高高低低、婉转悠长，唱的什么词，我们听不懂，但旋律里流淌的故事，我们听懂了。她唱云雾滋养的茶山，唱咖啡花开的清香，唱春蚕吐丝的光亮，唱党的好政策，唱那些穿山越岭来看她、拉着她的手问冷暖的人。老李在一旁小声翻译了几句歌词：“党的政策好，彝家日子新，没有共产党，哪有这份情。”阿嬢唱着唱着，眼眶有点湿，但嘴角是笑的。那一刻，院坝里静静的，只有她的歌声在晨雾将散的山谷间回荡，罗书记背过身去，用手背飞快地抹了一下眼角。

下山时，雾已经散尽了，罗姐走在前头，她同我说：“基层工作就是这样，你给老百姓搬开一块石头，老百姓就还你一座山的歌声。”阿嬢听不懂汉话，却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歌，一字一句地，把那份情，唱给天、唱给地、唱给她遇到的每一个干部听，阿嬢的歌，是唱给党的，也是唱给这片土地上所有为美好生活而奔跑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