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从三晋大地来到白泥河畔,担任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沙子街道明星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初来时乡亲们客气又生疏,都喊我“省里来的”;两年扎根乡土,如今大家遇事总第一时间喊我“王同志”。我也深深懂得:心不贴近群众,政策就讲不进群众心里;政策讲不进群众心里,法理就说不明白;这三样都落了地,村里的事才能真正办到百姓心坎上。
把心贴近群众,从“外乡人”到“村里人”
记得第一次入户走访,乡亲们对村干部熟络热情,对我只是上下打量一下。我努力自我介绍,可乡亲们听不惯普通话,沟通起来总隔着一层距离。田老支书安慰我说:“想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要把自己真正当村里人,学着适应村里的聊天方式,遇到村民多寒暄,相处久了,大家自然会接纳你。”
静下心复盘这次走访,我才发现问题:手里提着公文包,脚上穿着白色运动鞋,没有挨着村民坐在台阶上,还婉拒了大爷递来带着亲近之意的热茶,只自顾自地低头记录,“家里几口人,都是做啥工作的?”一问一答生硬刻板。
从那天起,我换上黑胶鞋,蹲在田埂边,跟乡亲们聊起眼前的庄稼、山西的庄稼,顺着两地气候和农活习惯的差异慢慢地把话头引出来。农忙时我会跟着乡亲们一起风簸苞谷、打红薯粉,看到大家下田劳作缺少耐磨的衣服,就主动募集到110余套耐磨工装服,挨家挨户送到有需要的乡亲手上。得知村里不少老人腿脚不便,去镇上理发往返至少要花一两个小时,我便自学基础理发手艺,上门为大家义务理发。
一次,我送一位患有眼疾的老党员回家,他拉着我的手说:“太麻烦你了王同志,几时一定要来我家坐坐。”那一刻我恍然发觉,自己不再被称为“省里来的干部”,而是村里的“王同志”。
乡亲们开始试着用普通话和我交流,我也用“期(吃)了没、上坡做活、拿得住”这些方言回应着这份认可和理解。监控连不上、补助查询、手机操作这类小事,他们都会喊“王同志”来帮忙。
我慢慢懂得:你坐过他家的台阶、接过他递来的热茶、听过他没说出口的难处,群众才会把最真实的想法掏给你。驻村要身入、心入、情入,把自己当村里人,走访不是完成任务,而是要用心去感知乡亲的冷暖,民情不单要落在纸上,更要记在心里。
把政策讲进心里,从“堵回去”到“听进去”
刚接触产业奖补政策宣传时,我的工作方式显得十分生硬,甚至有些“不近人情”。有乡亲跟我说:“你先给我补贴,我再去买几只鸡娃,就凑够数了。”我直愣愣地回了一句:“这是政策规定,我也做不了主。”这一句话堵死了乡亲们继续沟通的意愿。
后来我跟着村干部做群众工作,才慢慢摸索出方法:给乡亲们讲政策,不能机械地照搬官方答复,得先接住他们的情绪,再用家常话把道理讲透。
再遇到类似情况,我就这样回答:“嬢嬢,我也想给你报上去,但是政策是面向大家的,要是今天破例开了口子,往后大家都照着来,就没有规矩了,咱们今年先这样报上去,明年你记得多养几只,我第一时间帮你申报。咱们的政策处处想着老百姓,育儿有相关补贴、看病有医保兜底、种地有农资补助,就是实实在在为大家谋实惠的。”几句话讲完,乡亲们大都能理解。
我不再坐等群众上门求助,而是把服务往前延伸,带着政策主动奔赴有需要的人。夏日暴雨冲毁庄稼,我们第一时间到田里核实损失、帮着申报救助;监测户家中遭遇火灾,我们赶紧协助申请建房补贴。一项项惠民政策从纸上的文字,变成了乡亲们实打实的获得感。
我逐渐明白,基层干部就是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翻译官”。政策宣传的前提,是要先把文件内容吃透摸准,再顺着乡亲习惯的交流方式,在三言两语的拉家常里把政策讲明白,这样大家才能愿意听、听得懂、记得住。只有乡亲们从一桩桩落地的实事中看见变化、感受到实效,政策的生命力才会在烟火日子里真正活起来。
把法理说明白,从“红着脸”到“笑着走”
“给我多少补偿我都不要,我就不让你从我家地里过,就问你服不服?”朱大爷指着对方说。一次,两户村民因为田地通行的事闹到村委会,眼看矛盾就要升级,我和村干部连忙把两家拉开安抚。之前我帮朱大爷上门剪过头发,他对我格外信任,和我说了心里话:其实平时对方从他田里走他是默许的,这次是因为对方路过时踩倒了他的庄稼,还呛了他几句气话,这才较上了劲。在我们耐心劝解下,对方诚心向朱大爷鞠躬道歉,两家红着脸来、笑着走,和好如初。
这次调解让我明白,很多基层矛盾若不能及时化解,口角之争很容易激化升级,甚至大打出手酿成恶性事件。调解“和事”,还需法治兜底,要让村民们知法、懂法、守法。
我借着村里的广播喇叭办起《法治小广播》,把未成年人保护、反电信网络诈骗这些内容讲给大家听。我又联系派出单位贵州省司法警官学校的老师进村普及法律常识,还针对孩子们开展“禁毒护苗”主题宣传活动,用仿真毒品模型让孩子们对毒品有更加直观的认识。日子久了,大家的反诈意识明显增强,遇到拿不准的信息都会主动找我询问:“王同志,这条短信说点进去可以领红包,你看看是不是骗钱的?”
在普法之外,我们同步推进自治与德治。各组开院坝会,引导村民参与村规民约的制定,党员和村“两委”班子带头践行;让村民小组组长牵头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大家一起动手扫庭院、清沟渠,村容村貌日益整洁优美;村里定期评选“好婆婆”“好媳妇”“文明家庭”,送上荣誉牌匾和奖品,涵养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文明乡风;我们还着手调研编撰《明星村村史》,把祖辈开山拓土的故事整理出来,聚拢散落在乡土里的集体记忆,让全村人知道自己从哪儿来。
这段实践让我明白,乡村治理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靠文件就能想明白的学问,它是踩着田埂一步一步走出来、握着乡亲的手一句一句聊出来的。做好乡村治理,单靠普法还不够,自治与德治必须同步跟上,既要引导乡亲们懂法、守法、用法,用法治思维定分止争,也要凝聚情感共识、涵养乡风文明,实现情理同向发力,更要让乡亲们主动参与到治理中来,这样基层治理才能事半功倍。
驻村时光一晃而过,临走前乡亲们塞来的土鸡蛋、喊我吃“离别饭”时的叮嘱,让我眼眶一次次发热。从“省里来的”到“王同志”,这声称呼里装着七百多个日日夜夜的相处,也是我参加工作最扎实的起点。前路漫漫,我永远是乡亲们的“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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