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祖国共成长：母亲这一辈子

　　前几天外出打车，汽车电视播送了一段1999年的春晚小品，由宋丹丹、赵本山主演《昨天、今天、明天》。可能是年岁渐长的缘故，对过去的那些影片、节目，总有一些怀旧心态，也总能饶有兴味地领会到一些新东西。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时隔二十年，当再次听到这句台词时，内心不由一颤，我不禁联想到了我的母亲。

　　母亲是1962年生人，出生在陕西省镇安县的一个贫穷山村里。没上过学，从小就被外公撵去放羊，在家排行老大，所以外公叫她“大女”，但村里人都习惯叫她“羊女”。四十多岁的时候还没进过城，也不知道“山外”长啥样，所以“过几天好日子”“去山外转转”，成为了她最大的愿望。

　　1979年，母亲17岁。

　　大山里的农村，女儿家普遍早婚，大致十四五岁就出嫁，算起来，母亲是比较晚婚的了。听长辈说，年轻时的母亲，是村里有名的“俏姑娘”，从十二岁起，就有远近的人来提亲了，其中自然有母亲相中的“心动男生”。但那时的婚姻，全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容得儿女自行做主。虽然自家条件不怎么样，但外公眼光却很高，前来提亲的人差不多都吃了“闭门羹”。母亲的婚事就一直没定下，这一拖就拖到了十七岁。

　　我们家也是个“穷家儿”，外公自然是瞧不上的。但眼瞅着母亲年龄越来越大，外公也着急。爷爷找了好几个“媒人”，费了很大功夫，终于是说动了外公。又请算命先生占了好几卦，查清了父亲和母亲的“八字”，办齐了“三媒六证”，挑定了日子，这才和父亲拜堂成了亲。

　　爷爷是读过八股文的，性格更是古板，眼里可看不得人闲着。母亲刚嫁来第三天，就被呵斥着去大队“上工”，父亲拗不过，只好带着母亲来到公社，领了半年的“集体活”。那时做活按“工分”算，劳力每天10分，不带孩子的妇女每天5分，带孩子的妇女每天3分，活计的内容大致都是费体力的修路、刨地、垒田，每天工作11个小时，每3个小时能休息20分钟。休息时间，男人们多扎在一起抽袋旱烟，女人们就排着队列做“工间操”。

　　听母亲说，那时每天有两顿大锅饭，时间分别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吃食都是包谷糊汤（玉米榛子和水煮成的粥），因为榛子很少，煮出来后的水基本还是清的，用当时话说是“能照镜子的汤”。“下饭菜”只有盖菜（白菜的一种）做的酸菜，幸运的能在菜里拾到几粒夹生黄豆，那香味儿就够回味一天了。

　　晚上“放工”，做了一天活儿的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家里有3间石板房，那是爷爷年轻时候建的。用“洋火”点上煤油灯，依稀能看见一张条桌、两口箱子和一对板柜，那是母亲的“陪嫁”。普通家里是很少有“现粮”的，不然会被队上说成是“走资派”；就算有点粮食，也会被家中“管事的”（爷爷）藏起来，留着过年吃。所以母亲只能在锅灶煮几颗白天工地里捡来的苦麻菜（蒲公英）或者冻土豆，那便算是“宵夜”了。

　　为了省灯油，吃完后就赶忙灭灯睡下，在饥肠辘辘的睡梦中迎接第二天的到来。

　　1989年，母亲27岁。

　　“包产到户”时，家里分到了3亩地，父亲请人在老房子顶头接了一间石板房，搭了一间“灶屋”，便算是和爷爷分了家。

　　父母亲虽然独立了出来，但要负责种全部的地。那些地土壤很薄，用老家话说叫“板地”。每年能收点玉米、小麦、土豆、包菜，产量虽然有限，不过吃食总算是丰富了不少。包谷糊汤变得浓稠了一些，和土豆一煮，便成为家家户户的主食。小麦还是珍贵的，拿石磨一磨，做出来的“黑面”馒头和手擀面，便是招待“贵客”稀罕物。“油水”大致没有，多是用漆树籽榨出来的“漆油”，凝固成型后和黄蜡酷似，在热锅上抹一抹，便是炒菜煮饭的食用油了，不过全得趁热吃，要不然一凉，“漆油”就会重新凝固，吃起来“腻嘴”。

　　“苦还是苦，但比起以前，是好了太多”，母亲说。这时乡亲们嘴边常挂着一句话，就是“三中全会好啊”。

　　母亲养了几只鸡，在那时的村里，算是比较“流行”的法子，因为当时的鸡蛋是可以当钱用的，毕竟粮食要用来“糊口”，最有交易价值的，就是鸡蛋了。像母亲这样的家庭主妇，对鸡仔们更是望眼欲穿，每天早上都要把前天洗碗剩下的“饭渣”洒在鸡圈前，来“讨好讨好”这些土鸡们。鸡圈门一开，母亲就堵在门口，挨个把每个鸡屁股都摸一边，看看哪只会下蛋，以此来估计当天的“收成”。就这样，土鸡成了农村家家户户物质和精神的“寄托”，我们当地形象地称之为“鸡屁股银行”。

　　那时的物价很低，鸡蛋大致5分钱一个，一个鸡蛋可以换一大堆“水果糖”，存上几个鸡蛋，就可以拿去换些盐、针线、棉布等日用品，以及蜡笔、铅笔、毛头纸等学习用具。40多个鸡蛋，就可以换一匹够做一件衣服的花布。做完衣服剩下的“边角料”，手巧的母亲就拿“刃片子”（用废的菜刀）裁好，给姐姐缝成一个文具袋；再剩的小块儿，可以拿来做补丁，往破衣服上一缝，显得格外“耀眼”；实在用不了的花布“绺子”，母亲也不会放过，往一起一拼接，就成了姐姐的“头绳儿”，系在头上可漂亮了。

　　村里通了电，灯泡一亮，满屋子都亮通通的。母亲可开心了，她说“再也不怕踩缝纫机扎着手了”。邻家的堂哥老早就出门打拼，年底回来带了两个“洋玩意儿”——电视机和“大哥大”。这把全村都震动了，每天干完活儿，大家就早早来堂哥家等着看电视，挤了满满一屋子。《封神榜》《新白娘子传奇》《白眉大侠》等片子，是大家津津乐道必“追”的剧目，母亲也是乐在其中。

　　堂哥当然是最神气的，把他的“大哥大”天线拉的老长老长的，还故作神态对着喊“嗯，啊，好的，明儿联系”，引得大家脖子抻得老长老长。毕竟大家都不懂，那会儿村里还没信号。

　　姐姐已经9岁，马上要念三年级。每学期18块钱的学费，让家里左右为难。“姑娘家的念那么多书干啥，家里那么多活儿要干，别念了！”“我一天学没上过，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在母亲的执拗下，姐姐抹着泪儿辍了学，每天背着背篓，跟着母亲沿着泥泞的小路“打猪草”。这一打就是十几年。

　　1999年，母亲37岁。

　　大队组织村民把路修了修，虽然坑坑洼洼，但走起来方便得多。路宽了，四个“轱辘”的车可以过来了，村里的商品也就跟着多了些，有了“散酒”、花生米、“头油”、塑料袋装的“汽水”等“奢侈品”。姐姐说她最喜欢缠着母亲给她买“汽水”喝，有时趁母亲不在家偷个鸡蛋出去换，有绿色的，有橙色的，有红色的，喝起来可甜可甜了。

　　父亲攒了几年的钱，买了一辆“时风”三轮车，整天开着去30里外的镇上运瓦、运石灰、拉木材，经过半年努力，盖了三间瓦房。以前的纸窗户换上了玻璃窗，墙搪得雪白雪白，玻璃擦得透亮透亮，母亲乐呵呵地给父亲送来白面馒头和大米粥，蹭蹭玻璃说：“这房子住起来准舒坦！”

　　村里“扫盲”工作开展得火热。乡政府下命令，让每个村校开“夜校”，为村民教文化。每天晚饭过后，母亲就带着纳鞋底的篮子，早早地抢在大家前头坐着，边纳鞋底边听“先生”（那时对教师的敬称）讲课。内容大概是算数、拼音，后来发了农技的课本，都是些养殖、嫁接、耕种类的知识。一段时间下来，母亲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能背诵九九乘法口诀，还学会了嫁接果树。

　　母亲得了膝关节炎，当地话叫“劳伤”，一到阴雨天气就发作。我们劝她去药铺开方子抓点药，她总是用烧红（烧烫）的木板烤着腿说：“抓啥药啊，糟蹋钱，还没我这土法子管用！”

　　村里开了商店，父亲成天跑去买烟抽，他的烟瘾很大，有时一天两包都不够。烟自然是不便宜的，由最开始几毛钱一包，涨到后来的一块、两块。手头钱紧，父亲就跑去商店“拉账”（赊账），店主碍于邻居情面，每次都赊给父亲，一到年底，就攒了好几百的“烟债”，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笔不小的开销。母亲可没少骂他。

　　我9岁了，读三年级。小时候总那么馋，每天放学就喜欢去村里的商店“望嘴”（馋嘴）。母亲为此没少收拾我，有时大发慈悲给我5毛甚至1块零花钱。我很舍不得花，有时拿出1毛，就跑去商店买5颗“大白兔”糖果，然后在家里16英寸的背投小电视前度过一个周末；有时买到3颗“大大”泡泡糖，嚼一上午都舍不得吐。

　　2009年，母亲47岁。

　　这几年，村里的小矿场办的不错，父亲也在那里做工，起早贪黑的，说是多劳多得。小矿场开的是金矿，开山打洞的活儿，自然免不了有风险。隧道很窄，矿砂的运输只能靠工人推两轮的“架子车”来完成。在一次拉车中，有节隧道顶部的“枕木”断裂了，隧道半段塌了方，父亲和几个工友整个被埋了进去。

　　这可把“工头”急坏了，赶忙喊来其他工人，挖了半天才把父亲他们挖出来，虽然生命无碍，但父亲的右胳膊粉碎性骨折，腿上也伤得不轻，只能回家疗养，以后也干不了重活了。

　　父亲这一出事，家里也就没了经济来源。姐姐吓得直哭，母亲却很刚强，撂下一句“这不还有我吗？”于是便挑起了整个家。

　　“工头”是个憨厚人，他准许母亲到矿上做点轻省活儿——给矿工们做饭，每月有小两千的收入，这也算是对我们家的补偿，母亲也很乐意地应承了。

　　母亲很节省，挣到的“工钱”基本全部拿回家，几年下来，也有了一些积蓄。虽然节俭，在改善家中条件上，她可从不吝啬。看到别人家盖了平房和小楼房，母亲按耐不住了，她和父亲一商量，咬咬牙把老房子推平了，盖了4间平房。

　　“家电下乡”来到了我们村。对国家补贴这种好事，乡亲们自然高兴得不得了，纷纷跑去购置家电，母亲也没少忙活。村里“大电改网”了，母亲也不担心用电贵的问题，于是把彩电、电磁炉、电冰箱、洗衣机买了个遍。

　　我已经读了高中，学校在县城，离家70多公里，所以得住宿，一个月才回一次家。母亲有时抽空，坐三个多小时的班车来学校看我，回到村里还跟乡亲们“显摆”，说她这也算是进过城了。

　　村里的超市开了张，母亲跑去给我买了个“点读机”，说要跟别的孩子一样学英语。我所住的宿舍里有一部电话机，一到周末就赶忙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舍不得买别的手机，一直用着她那个小黑诺基亚，经常对我说：“娃呀，你可要好好念书，现在没文化可不行哟！以前没让你姐上学，现在后悔也晚了”“国家政策好啊，听队上说，农村娃上大学有助学贷款呢！家里你不用操心，也别担心用钱的事，只管好好念”。

　　2019年，母亲57岁。

　　村里的矿场被国家关闭了，说是要保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乡村”。乡亲们也都支持，纷纷改了行，出门务工的、在家开农家乐的、合资开店做生意的，各有各的奔头，好不热闹。家里以前的那几亩地承包给了别人，说是用来种植中草药，每年还能根据项目效益分红。

　　“失业”了的母亲可是闲不住，整天想着找个活儿干、挣点钱用，我和姐姐劝了很多次才说服她。村里的路加宽了、硬化了，平平整整的，两边还载上了杨树柳树，而且“村村通”修到了家家户户门口。每个清晨傍晚，母亲都会去路边遛遛狗，和乡亲们唠唠家常。听她说还学了几套广场舞，说是能锻炼身体。

　　村大队成立了很多“政策宣讲”“普法宣传”“健康教育”等志愿者队伍，母亲也没闲着，有事没事去大队听听宣讲、看看节目，还主动加入了“健康教育”队伍，成为大队年纪最大的宣传员，这也为她闲暇的时间增添了几分乐趣。

　　村里张贴了很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等画报和横幅，还经常有人解读，村民们都兴致勃勃，每次都把解说员围得满满的。母亲也乐此不疲，还经常跟我说道：“共产党真是好啊！过年之前大队还给你爷爷送米面油和慰问金了，说是啥高龄慰问！”“你看我能入党不？”

　　毕竟是上了年纪，母亲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了，定期要上卫生院去检查，这也是我最挂心的事。每次问起，母亲都会兴冲冲地说：“家里好着呢！现在医保政策很好，我们有合作医疗，看病吃药都花不了多少钱，你就甭担心了”“你快给我领个儿媳妇儿回来啊，快生个胖孙子！趁我还能动，我给你们带着，家里附近幼儿园条件都蛮好的，又不用操啥心。”

　　我在北京参加了工作，离家远，一年到头也回不去几次。前段时间接母亲过来住了几天，带她逛了天安门、故宫和长城。母亲站在天安门城楼前，乐得合不拢嘴，“这是毛主席啊！”“做梦也没想到还能来天安门逛逛！”……

　　母亲这一辈子，是勤劳的一辈子、辛苦的一辈子，也是充实的一辈子、乐活的一辈子。

　　几十年时光，弹指一挥，转瞬而逝。岁月带给母亲的，是匆忙、是青丝换白发，但更是盼头、是希望、是实惠、是“好日子”。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关山飞度，70年惊鸿一瞥。今天，当我们站立在共和国温热的土地上，阔步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沐浴在新时代改革发展的春风里，回顾母亲这一辈子，回望祖国这70年，我们都应该铭记峥嵘岁月，珍惜幸福生活，感恩国家富强，感恩党的领导。因为，时代在变好、政策在变好、生活在变好、一切都在变好，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