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回乡下,路边的一所学校引起我长时间的凝视。宽敞的操场,鲜艳的红旗,橘黄色的三层楼房,在蓝天白云下显得格外耀眼。
这是我的母校,我在这儿度过了六年的小学时光。这又不是我的母校,它今非昔比,和我记忆中完全不一样。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我出生在川滇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记忆里最深的,就是搬着小板凳去上学。学校没有围墙,没有校门,没有操场,只有一排低矮的旧瓦房。一共七间,六间是教室,一间是教师办公室。石头砌的墙体,石灰糊的墙壁,失去了原有的白色,斑驳不堪。屋顶是青色瓦面,坐在教室里仰起头,可以看见房梁、椽子和千丝万缕的蜘蛛网。木制的牛肋巴窗户,敞开着,一到冬天寒风穿越而过。我们冻得直哆嗦,一下课就拥往墙角“挤油渣”,嘴里高喊“加油!加油!挤油挤油渣渣,挤出油来做糍粑……”互相用力挤,挤出温暖,抵御严寒。老师上课用的木制黑板,一侧斜靠在方桌上,一侧靠在墙上,上面满是划痕和大大小小的坑,请来匠人修补刷漆,写字又反光,坐在后面的学生总说看不见。课桌是平面长木桌,四个人坐一张。板凳由学生自带,每期入学时搬到学校,期末放假又扛回家去。
为了入学的小板凳,还起了一点波澜。我们家只有一张小板凳。还是是十多年前,大哥入学时请木匠作的,现在三哥在坐。姐姐逗三哥,叫他不要读书了,让给我坐。三哥不依,哭得不行。见三哥鼻涕连着嘴,父亲又请来张二木匠,忙活了一天。当我扛着小板凳和三哥一起走出家门时,父亲还叮嘱了几句。儿时的我不知是什么意思,只是一个劲地点头。长大了才知道,父亲说的是“读书识字最重要。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有初小文化的父亲,经常给我们讲读书识字的重要。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父亲多次唠叨他组织人修建学校的情形。建国初的学校,不是在祠堂里,就是在庙里。我们村以前的学校,就在张家祠堂。后来,当大队主任的父亲,组织人修建了那几间低矮的瓦房。用了石块多少挑、木材多少根、石灰多少斤、青瓦多少匹,当时的泥工单价多少、木工单价多少、杂工单价又是多少,父亲说得头头是道。从父亲的话语里,我听出的是对知识的膜拜,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对我的期望。
说起来可笑,我当时最大的理想是,不要换老师。小学六年,除了教室破烂,教具简陋,就是老师换得勤,我经历了七位老师,全是临时代课的。一年级,是汤老师,一位很和蔼的女老师,后来经营一家副食店。二年级,是李老师,教了一年辞职,后来外出打工出了事故,英年早逝。三年级,是钟老师,也只教了一年就回家,后来学砌砖,每天收入两三百元。四年级的张老师,五短身材,比较严厉。在他手里,我的数学经常考100分。一天他突然对我们说,不教书了,不教了,惹得我们眼噙噙的,几位女同学还哭出了声。第二天才知道,他参军入伍了。后来读军校、提干,一直在部队服役。六年级的陈老师,也比较好。不过毕业那天,他把我哄哭了。
其时,还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升初中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择优录取。我们三十几个同学,齐刷刷地站在教室前面的坑坑洼洼的操场上,等考试结果。陈老师来了,站在前头的我忙不迭地问:“陈老师,我考上没有?”陈老师举起手中的一把录取通知书,一本正经地说:“这里面没有你的,你没有考上!”一听这话,满怀希望的我“哇”地一声哭了,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直到陈老师说:“哄你的!你是全班第一名,你没有考上,谁还能考上?!”并把初中录取通知书递到我手里,我才破涕为笑。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走进了初中的大门。乡里没有中学,中心校办戴帽初中班,一个普通班,一个农技班。班上的同学,二十几个都没有考上。全乡两百多人毕业,只招两个班八十多人,名额有限。有的同学打算复读,争取来年考上。大部分结束学业,回家放牛掏猪草、犁田种地,开始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生活。当时,很多农村娃想读书而不得。就说我们家吧,大哥读完了高中,三哥读到初中第三册就回家干农活,姐姐只读了三天书。其间,有重男轻女思想作祟,但更是因为经济条件、教育条件的限制。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在田间小道上迎面碰到一位同学扛着锄头。我正要打招呼,他居然一转身闪进包谷林,不理我。从他异样的行为中,我体会到了想读书而不能的痛楚。
在我读初中的几年间,母校悄然发生了变化。村上把林场的木头卖了,把那一排瓦房推倒,新修了两楼一顶的砖瓦结构教学楼。背着书包路过的我,看见母校旧貌换新颜,心中很是感慨,便写了一篇简讯投给县报,《新顺村喜修新学校》,居然发表了。看着自己写的文字变成了铅字,我喜形于色,甚至有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想法。
我的任务,除了读书,就是放牛。我一边放牛,一边看书,既读课本,也看课外书。我们老家那儿的人都把小学生看的连环画册叫小人书,而把大人读的厚本子叫大书。我不仅看小人书,还看大书。小学毕业那个假期,我就读完了《三国演义》。后来又读了几遍,爱不释手,觉得其文字精炼,故事精彩。当然还有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学,伏尼契的《牛虻》,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等等。也许是课外书看多了,第一年初中毕业,我名落孙山。后来又复读一年,终于考上了中师。虽然是委培,要缴五千多元的委培费,但毕竟户籍从农村转到了城镇。当时,剥农皮,是我们农村娃的最高理想。
师范三年,只能用勒紧裤腰带来形容。一次,父亲居然通过邮局,给我寄了十五元钱。要知道,当时正式录取学生的生活补助是每月六十元,当年的粮价是一斤包谷八角钱。我泪眼婆娑,明白了家里无钱可寄、无粮可卖、无处“起方儿”借钱,又怕我饿肚皮的艰难处境。后来,我发明了一个点子,多读书,少运动,尽量减少体能消耗,这样,即使吃少点、没有油荤,也熬得过去。我写过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宋濂《送东阳马生序》的一句话,“余则蕴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这是我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次,年级组织我们观看电影《凤凰琴》。里面的界岭小学和我的母校差不多,一排旧房子前面一杆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叭叭响,旧房子里传出一阵阵读书声。给孩子们上课的也是代课教师,张英才、余校长、孙四海、邓有梅,他们的尴尬境地和多舛命运让人泪目。我心里想,一把古朴的凤凰琴就是一个心酸的故事,一座界岭小学便是贫困山区学校的缩影,一曲慢了半拍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便是无数代课教师的哀歌,更是教育现状的哀歌。
俄国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曾说过:“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在观看《凤凰琴》时,我恰有又泡又煮的感觉。我不能说我已经纯净,但我的确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后来,我抒发了一番豪情壮志,大意是孩子们需要我们紧握智慧的粉笔,播下知识的甘霖;时代需要我们高举文明的火炬,消融愚昧的冻土;祖国需要我们播种腾飞的希望,铺垫繁荣的道路。纯属学生体,但在学校征文比赛中获了特等奖。
麦哲伦用实践证明了,地球是一个圆体,不管是从西往东,还是从东往西,毫无疑问,都可以环绕我们这个星球一周回到原地。有段时间,我不甘心自己的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因为我毕业后回到我读小学时的学校任教。当我读到一句话,认识到这一个终点,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点,而是另一个起点后,我心里才感到一丝释然。
那一句话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作者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后人称他的哲学为变的哲学。的确,事物在变,往好的方面发展。政府已经在普及初等教育,所有的适龄儿童,都可以入校读书。但学校没有住宿,没有食堂,我每天要来回走十多里泥巴路去上课。
我家门前巍峨挺拔的水缭山,赋予了我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坚强品质;举步维艰的求学生活,教给了我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良好习惯。我知道,我是渺小的,我的力量更是微弱的,但我必须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让学生的成绩有所改变。
我静下心来,安心教书。我教六年级的语文,只有十八名学生,但成绩参差不齐。学生的学习背包袱了,我想方设法辅导,利用课余时间给他们补课。我印象最深的是,班上一名学生,语文最初考四十几分,严重拖了班级的后腿。怎么办?我给他讲知识的重要性,鼓励他读课外书,安排他学习同学的作文。经过我一年的调教,居然考了八十五分,成了优生。我也受到区教育视导站的表彰,调到乡中心校任教。
1998年起,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所有的小学毕业生,免试就近升入初中学习。学生一下子多了很多,最突出的问题是教室紧张。一个班八十多个人,全是大班额。班级人数多,同学们之间坐得就非常“亲密”。前后桌的距离刚好一个板凳大,要想坐下,就得先将腿从板凳上面与桌子的空隙间穿过,才能坐下。由于凳子没有靠背,后脊梁就得顶着后面的桌子。如果前面的同学一动弹,后面连排的桌子都跟着晃悠。课桌小,桌斗里根本放不下书包,书包只能放在旁边的地上。要是有同学出去,书包就有被踢来踢去的危险。
学生多,黑压压的一片。教师上课就得用大嗓门,甚至吼,不然坐在后面的学生听不见。学校购置了一批随身扩音器,教师把主机跨在腰上,话筒靠近嘴巴讲课。但声音调节不好就会啸叫,在课堂上引起骚动,还害怕影响学生听力,我没有怎么用。
乘着“普九”春风,乡中心校一天天发生变化。原来的三排砖瓦结构教室拆了,代之而起的,是两栋四层高的教学楼。2000年的时候,低矮破旧的教室宿舍也拆了,教师集资修建的宿舍楼拔地而起,竣工投入使用。校园扩大了一倍,建筑面积翻了几番,还配备了图书、教学仪器、微机室。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完善国家资助贫困学生的政策和制度”,学校以此举办了知识竞赛。我据此写了一篇简讯,投给市委机关报,一直没有消息。几个月后的一天,内兄拿一张皱皱巴巴的报纸问我,这是你写的?我一看,正是我写的《大乐小学举行十六大知识竞赛》,居然发表了!原来,内兄到邻县走亲戚时,闲得无聊看墙上糊的报纸,猛然发觉我的名字,就撕了下来。我捧着报纸,激动得脸都红了。
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中心校由我读书时的9个班,扩展成了27个班,适龄儿童全部有条件上学了。但失学、厌学却成了问题。失学,有的是因为家庭困难,交不起书学费。厌学,有的是因为成绩不好,有的是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一娘生九子,连娘十个样,何况班上的学生来自几十个家庭。要把他们管好、教好,必须付出大量心血。
我的同事刘林,对工作呕心泣血、兢兢励励。他凭着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爱、凭着一份对山村教育事业的执著,叩开了学生心灵的大门,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和尊重。他节衣缩食,资助贫困学生,让他们重返校园,参加工作的十几年,他资助学生的书学费竟达一万多元。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使刘林患了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可他任然坚守在三尺讲台,贻误了治疗的最佳时间,右眼永远失明了,只剩下视力为0.1的左眼。对此,刘林没有气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分析题型、刻印试卷、中考复习……忙得不亦乐乎。
无意间,我看到一则故事:在一次演奏会上,挪威著名的小提琴家布尔正在演奏,一根琴弦突然断了,布尔不动声色,用剩下的三根弦继续演奏。我心里咯噔一下:刘林不就是在用余弦演奏吗?我一下子文思泉涌。当时没有电脑,我也不会打字。我赶了一个通宵,一笔一划地将刘林的事迹写成了通讯稿,《他用余弦演绎人生》,后来发表在《教育导报》上。
在刘林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四川省十大杰出青年教师后,我又学着报纸社论的格式,写了《一论向刘林同志学习》、《二论向刘林同志学习》,一共写了五篇投给报社,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不过,县教育局一个电话,把我叫离了三尺讲台。
初到县教育局,我不知所为何事。见了领导,才知他们认真读了我写的文字,觉得有点意思,临时抽调我来帮助工作,参与主题教育活动。活动结束,一同抽调的那位副校长回去了,后来调到市区学校任教。我留了下来,从事教育宣传工作。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命运掷向我的苦酒,断然吞下;生活赐予我的蜜汁,细细品尝。我坐在办公室里,冥想着是申请回学校,重返三尺讲台追逐理想;还是赖在机关,困居斗室消磨时光。有一天,我读到署名记者范长江《纪念鲁迅先生八十诞辰》中的诗句,“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心中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从此,我把宣传教育作为自己的职责,把讴歌教育作为自己的使命。那几年,我几乎跑遍了全县的学校,我用自己的心和脚,丈量着筠州教育的辉煌历程。我采访了数十名教师、几百名学生,我用自己的爱和笔,书写了巍巍教坛的精彩瞬间和动人故事。
仅仅从我写的一些新闻标题,就可以管窥那几年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丰硕成果。热烈庆祝第23个教师节,加强现代远程教育,研讨中小学毕业班学科教学,打响职业教育攻坚战,举办民办教育管理培训,多项举措迎高考,热心商人捐助母校,困境抵挡不住求知的渴望,全面落实“两免一补”政策,积极化解乡镇“普九”债务,规范教育收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有了免费午餐,校园吉尼斯、乐坏学生娃,央视“圆梦2008”行动组走进筠连山乡……县报是周报,每周才编一期,因为我投的稿子太多,编辑居然采用标题新闻的形式,把我采写的新闻一一呈现了出来。县电视台的一位编辑,在查看了我摄制的视频素材后,兴奋地说:“想不到你竟然录到了新闻联播著名主持人康辉的同期声!”
普及初等教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两基”巩固提高、“两全”督导评估……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祖国的教育事业迸发勃勃生机,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铸就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以筠连县为例,到2008年底,已经没有D级危房了,以前那种破旧的砖瓦结构教室已经一去不复返。入学率方面,小学就不用说,已经是一个都没有少,17周岁人口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也达到了98.9%。还有,娃娃们初中毕业,成绩好的学生考入普通高中追逐大学梦。成绩差一点的,还可以“免试直升入学”,全部接受职高教育,掌握一技之长,毕业后外出打工、回家务农都可以。
不是井里没有水,而是挖的不够深;不是成功来的慢,而是放弃的速度快。我有时会想,如果不离开教育系统,现在是否已经触摸到了那种叫做“成功”的东西。因此,我无时不刻都在关注着教育。幺老表的女儿高考了,喊我给她填志愿。妻子的堂妹考上大学后,打算申请大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要我帮她问问。内兄的一双儿女,一个大三、一个大二,都是一本。读初中的女儿,拿学校发的营养午餐要我帮她“解决”,问她为什么不吃,她来了一句“不合胃口”,让我一阵唏嘘。
翦裁用尽春工意,浅蘸朝霞千万蕊。党的十八大后,党委政府多措并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更是一年一个台阶。现在的学校,不但实施标准化建设,生均及教辅用房、生均电脑、生均图书,教学仪器、运动场地、运动器材,师生比、教师学历都要全面达标,还全面落实“三免一补”政策,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
去年,县文联征集文化扶贫作品,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写了一篇题为《政府保障把书读》的顺口溜,“九年教育是义务,书费学费都不出;作业本费不用缴,教辅费用也免了;每天提供营养餐,中午在校打个尖;即使走读在家住,早餐晚餐也补助”,“升入普高去学习,优惠政策还继续;学费书费教辅费,政府全部包了去;住宿费和生活费,补助之后也不贵;就读职高也很好,学费全部减免了”,“如果圆了大学梦,政府还要补费用;每人每年四千元,专科本科都补钱;就读大学有困难,每年可贷八千元;在校期间免利息,十年还清无压力”。虽然有的政策,针对的是贫困家庭子女,但剔除那部分不算,普通家庭子女的学习条件,相比我们当年,已经是传奇,在天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