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同情成为法理的“绊脚石”

　　当前，一些灾难、事故频频进入公众视野，这极大地激起人们的同情心。翻开每个事件，都能感受到这股强大的能量。然而，同情属于道德范畴，是中华民族仁爱之心的根本体现，如果舆论一边倒、被随意滥用，就将成为法理建设的“绊脚石”。

　　要合理引导，不让同情越过“道德底线”。凡事过犹不及，同情一旦越过了底线，就可能成为“道德绑架”。诸如地震、新冠疫情等天灾期间，组织爱心捐款时，总有人以同情的名义，自以为是地觉得谁该捐多少、谁该如何捐、谁又捐少了；更有甚者，口诛笔伐，大有“得理不饶人”之架势。这就让本该属于道德范畴的自愿行为演变成舆论压力下的被动行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有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这本身无可厚非。然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群体，不都是有足够能力和条件承担，何况这一义务不具有强制性，更多取决于自愿；以社会舆论方式进行“绑架”，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往往都有不堪承受之痛。从另一角度看，企业维持正常生存，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创业足够多的社会财富；个人通过其他别的方式表达爱心，也都是在履行社会责任。因此，各级各部门在积极倡导社会责任的同时，适度引导社会公众的“同情”心理，不能把个人主观意志强加于他人，特别不能因此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个人工作和生活。

　　要厘清界线，不让同情越过“法律界线”。分工协作方能秩序井然。道德、纪律、法律等作为调节社会行为的重要规范，自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和价值取向，任何超越的行为都可能得不偿失；如果“同情”超越了法律界线，这就有可能无意识地损害法律精神。诸如，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即使责任全在行人一方，也可能基于同情“弱者”，而把责任的天平偏向事故车辆，碰瓷者大其行道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公民在公共场所活动出现事故时，即使管理方没有责任，也可能基于同情“弱者”，无止境地寻找管理方的“漏洞”。类似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非常之多，可谓不胜枚举。我们知道，“同情”是道德约束力，考量的是相对方的道德意识，需要的是相对方的道德自觉；但这不能损害公平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让无过错者承担同情的“道德”责任，否则必然侵蚀法律规范的“地盘”，而让法治得不到伸张。因此，各级各部门在实践和运用法律处理矛盾纠纷时，必须有效划清法律与道德的界线，不要因为“同情”而伤害到法理，更不能因此让别有用心之人有可乘之机。

　　要态度鲜明，不让同情越过“治理红线”。面对含混不清的认识界线，唯有态度鲜明方能澄澈明快。深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要有明确的姿态和严格的底线，不能让“同情”泛化。诸如在制定村规民约，不能因为同情而丧失公平正义的基本精神，把责任归向有能力一方，而要把两者分割开来，从两个方面两种角度去认识和把握；在协调矛盾纠纷时，不能因为同情而含糊其词、不作鲜明表态，给对方以可乘之机。实践中看，有些基层矛盾问题之所以拖成“老毛病”，往往一开始就没有明确态度，把同情视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忽略了法理精神，丧失了治理原则。因此，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无论是应对网络媒体，还是工作实践中，是基于法、基于理，还是基于道德，都要态度鲜明划清“红线”，给当事双方、社会公众以清楚明白，不能有“和稀泥”、模棱两可之嫌疑。只有把“同情”作为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才能真正有效发挥好“同情”的作用，让责任方“输”得口服心服，也才能有效奠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