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传家宝”

　　父亲是农民，戴斗笠、穿草鞋，一生都没从泥土中分离开。解放初入党，当干部、跑田坎，从民兵队长开始，到乡文书、大队主任，父亲当了近三十年的村组干部。

　　父亲从小吓唬我们：不能糟蹋有字的纸，糟蹋有字的纸要变成瞎子！他还说：家有良田，可能要被水淹掉；家有宫殿，可能要被火烧掉。肚子里有文化，水淹不掉，火烧不掉，谁都拿不走。

　　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父亲多次唠叨他组织人修建学校的情形。新中国成立初的学校，不是在祠堂里，就是在庙里。我们村以前的学校，就在张家祠堂。后来，当大队主任的父亲，组织人修建了那几间低矮的瓦房。当时用了石块多少挑、木材多少根、石灰多少斤、青瓦多少匹，泥工单价多少、木工单价多少、杂工单价又是多少，父亲说得头头是道。从父亲的话语里，我听出的是对知识的膜拜，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对我们的期望。

　　让人惊讶的是，只读过初小的父亲，居然有一套《康熙字典》。几本薄薄的且已泛黄的线装书，锁在一个木制的小匣子里面。民国六年章福记书局印行的《康熙字典》，石印，竖排，全是繁体字，蚂蚁一样，密密麻麻。“一二子中寻，逢三问丑寅，四划卯辰巳，五划午中分，六划未申问，七划酉中分，八九归于戌，其余在亥寻。”在字典的封底，父亲用钢笔写着《寻字口诀》。每当注视这些小字，我的眼前就浮现出父亲戴着老花镜，全神贯注查字索义的情景。

　　说起这套字典的来历，颇有些曲折。“认不了字，你就两眼一抹黑，牛吃南瓜——无法开口！”父亲吃了识字少、文化浅的亏，很想搞一本字典，可是无处可寻。直到一九五八年，听说县城某人有一套《康熙字典》要卖。父亲高兴极了，天不亮就动身，走一两百里的山路赶去。到达时，天已经擦黑，找到卖家，又因带的钱不够，差点没买成。磨了半夜，最后对方答应“分期付款”。来回跑了几趟，花了十多元钱，终于搞到手。要知道，当时的粮食几分钱一斤。这一套书，差不多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

　　凭借这套字典，父亲读了很多书，明白了很多道理。每逢春节，他都要铺开红纸，或为自家或为乡亲，饱蘸笔墨书写对联。“一生勤为本，万代诚作基”“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红纸黑字，很是喜庆。

　　小时候，父亲说得最多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可惜我当时年少无知，多数时候不喜欢听他唠叨。不喜欢课本，嗜课外书：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学，伏尼契的《牛虻》，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等等，致使中考时名落孙山。后来又复读一年，才考上了中师。但因委培需要五千多元的学费，父亲又东家借、西家凑，把我送进了中师的大门。一次，父亲居然路过邮局，给我寄了十五元钱。要知道，当时正式录取学生的生活补助是每月六十元，当年的粮价是一斤包谷八角钱。我泪眼婆娑，明白了家里无钱可寄、无粮可卖、无处“起方儿”，又怕我饿肚皮的艰难处境。

　　“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天气晴好的时候，父亲上山干农活、种庄稼。刚蒙蒙亮就起来，扛起锄头就上山了，风雨无阻，说什么“早晨山上空气好，对身体有益”。我们家的几亩承包地，被他宝贝一样侍弄着。种的是包谷，能收一千多斤，但除去种子、肥料、农药的费用，赚不了几个钱。劝他甭种了，他说：“民以食为天，不种庄稼吃什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直至年越古稀，干不动农活，他才进了城，和我们一起居住。

　　耄耋之年，父亲仍然惜书如命。他戴上老花镜，从柜子里抱出木匣子，再从里面取出书，《康熙字典》《增广贤文》《古文观止》，甚至还有《劝世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黄河尚有澄清日，岂能人无得运时”，摇头晃脑、旁若无人地念，那样虔诚、那样专注，我听得感慨万千。

　　就是在患了重病、行动不便时，父亲还在看书。枯槁的手指轻轻拈动书页，嘴里念念有词，已然忘却了全身病痛，忘却了一切荣辱。临终前，父亲说：“那是我的‘传家宝’，你们一定要好好保管，一代一代传下去……”

　　《康熙字典》《增广贤文》，还有父亲读过的很多书，现在珍藏在书柜中，一个木匣子里。它凝聚着父亲勤俭为本、惜书如命的生命精神，凝聚着父亲耕读传家、德贤继世的良好祝愿。每当翻开他们，我就会想起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高风亮节千家颂，忠孝家风万古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