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央视推出了一档文化类创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以“戏剧+影视+文化访谈”的方式，让典籍“活”起来，展现其中的智慧、精神、价值。节目第四期《本草纲目》，演绎了先贤李时珍不畏艰难，历经近三十年修撰《本草纲目》的动人故事，弘扬了“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的医者精神。而李时珍在撰写过程中严谨细致、实事求是、心系民生等精神，对公文写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草纲目》由明代文学家王世贞作序，序中提到“博而不繁、详而有要”，这八个字中蕴含的道理，与公文写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博而不繁”，就是内容多、信息量大，但却不繁杂、不啰嗦。近年来，党中央多次要求精简文风，发短文不仅仅是简单的缩短篇幅、“一刀砍”，而是要在保留原意的基础上，去掉那些官话、套话、虚话，用更精炼的语言、更简洁的文字表达，让读者清晰明了、易于理解。所谓“详而有要”，就是内容详细、充实，又突出要点、重点。写公文很多情况是写工作，重在写事而不是写字，干工作要突出重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轻重缓急。公文也一样，要做好谋篇布局，哪块浓墨重彩、哪块一笔带过，否则洋洋洒洒一大篇，就会如同流水账一般，让人找不到核心内容。
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时，熟读前人著作，诸如《本草经》《备急千金要方》《伤寒杂病论》等，而他秉承“错误者纠正、重复者删除、遗缺者增补”的求真精神，最终造就了这部影响世界的“东方药物巨典”。时下，公文写作中照搬照抄问题愈发严重，有的抄上级文件、有的抄外地经验、有的甚至直接复制粘贴网上内容，不切实际、不接地气，毫无操作性可言。我们要向先贤学习，用文献作参考可以，但不能搞“拿来主义”，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纠错、删重、补缺”。何为错，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的内容即为错；何为重，前后意思相近、性质相同即为重；何者缺，本地区本部门已经完成或者即将要干的工作未写入文中即为缺。要提高责任意识，对所写公文每个字、每句话负责，切实做到把错误的内容改正、重复的字句删除、遗缺的事项补上。
《本草纲目》第十九卷提到，许多前人犯的错误，原因都是“盖未深加体审，惟据纸上猜度而已”。李时珍尤为注重实地考察，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河北、四川等地都有他寻医访药的足迹。同理，写公文也不能靠“灵光一闪”“拍脑门”，必须多调研、多考察，否则纸上谈兵，不解决实际问题，最后只能沦为一纸空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成事才能成文，调查研究也是成文之道。我们在出台制度文件特别是强基、惠民政策时，要多到基层一线、群众身边走走看看，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症结在哪里、需求些什么，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才能有的放矢、精准把脉、精确制导，才是接地气、通下情的。同时，要避免为调研而调研，“车上看一看、随地转一转”，发言念稿式调研、扎堆式调研、作秀式调研通通要不得，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王世贞在读完《本草纲目》后，问道，“是否已修订精准、确认无误？”李时珍答道，“修撰本草，事关百姓康健、万民福祉，我欲将此书再详加考订。”公文一头连着党政机关、一头连着群众，容不得半点儿戏，一旦出了问题轻则影响机关形象、使百姓质疑工作能力水平，重则可能因为一字之差，使政策落实出现偏差，产生严重后果，必须时刻警惕、严加防范。李时珍十年修订《本草纲目》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在公文写作成稿后，要逐字逐句校对、核查，大到逻辑结构、小到标点符号，都要确保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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