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调札记：踏遍沟梁知民意 深耕基层惠民生

2026年8月，结束求学生涯的我被选派到陕西省韩城市芝阳镇赵峰村驻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来村第一天，送我进村的车下了高速便拐入盘山公路，沿着碎沟一直向上，两旁土崖耸立，零星的绿植让山梁不至于显得太过荒凉。看着窗外掠过的沟壑，我忽然想起正式入职前在延安参加选调生培训时去往梁家河的那段山路。当年不到16岁的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在黄土地扎根七年，那时的条件远比现在艰苦。我暗下决心，要以扎根的精神在村里干出点名堂来。

然而，真正走进村子，我那一腔急于证明自己的书生意气，很快撞上了现实的墙。

下好慢功夫，在多听多看中读懂乡土逻辑

刚到村的头半个月，我总想尽快拿出几个“破局”的大举措。

看到村里500多户人家常住的只剩二三百名老人，不少坡地免费流转甚至闲置，我便琢磨能不能引入农业托管、办起家庭农场；跟着去五组入户，见半山腰风景幽静，有红叶也有古庙，我又冒出开发乡村旅游的念头；再看到村委会广场旁2020年建起的小型花椒加工厂大门紧锁，注册的商标落了灰，我更坐不住了。在村委办公室讨论产业时，我急切地抛出了一套“组合拳”：由村里能人牵头成立农业合作社，把散户组织起来搞标准化种植、统购统销，直接跳过中间商去对接外地调料厂和食品厂签点对点订单，通过农业保险规避市场风险。

驻村第一书记张书记和比我年长几岁、已是第二轮驻村工作队员的党哥安静地听完，没有给我泼冷水。张书记指着墙上的村情图温和地说：“刚出校门有一腔激情是好事，但在村里干事，难在可持续。咱们村由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13个小组散在沟梁间，村情远比纸面上复杂。”

随后，在去十一组更换卫生流动红旗的山路上，党哥和我边走边聊。十一组的村路坡陡弯急，好几户人家就住在崖边和沟底。我起初很不理解：为什么不组织他们搬到平坦的地方住？党哥和同行的村妇女主任指着山坡上的梯田告诉我：一方面，这几户多是早年从外省逃荒来的后代，几代人开垦的耕地和花椒林都在这半山腰，离了土地靠什么谋生？另一方面，趁着前些年花椒行情好，不少人家其实已经在城里给儿女买了房，老人恋旧守土，不愿再折腾搬迁。

党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村民在土地上摸爬滚打几十年，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和现实考量。咱们刚来，先要多学习、多了解、多听多看，把情况摸全面、考虑清楚了，再一步一步提方案，工作才能干好。”

前辈的话让我发热的头脑冷静了下来。我收起宏大的设想，坐到村委会广场的石阶上，听83岁的老村医和73岁的老村干部讲村子四十年的种椒史——从1983年一组村民率先引种，到2000年前后干椒卖到三四十元一斤、收一季花椒能在省城付一套房首付，再到如今商洛等地的椒客开着七座车来揽短工。我跟着村民一笔笔算细账：三四斤鲜椒才能晒一斤干椒，雇椒客摘椒一斤就要付两三元工钱，一户能干的农户全年雇工费高达一万九千元，折合每斤干椒成本近10元，而今年刨去运费实际售价只在16至18元之间徘徊。

算清了这本沉甸甸的收支账，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农户对扩大规模慎之又慎，为什么脱离销路与资金基础的合作社难以一蹴而就。慢下来，不是消极懈怠，而是对乡土规律的敬畏。

学好实功夫，在躬身实践中校准为民坐标

按捺住急躁情绪后，我开始跟着张书记和党哥从最基础、最琐碎的村务学起，在一件件小事中磨炼“实功夫”。

起初走村入户，我总带着学生时代做学术田野调查的惯性，提问往往从文献概念出发，显得机械又生硬。渐渐地我发现，面对留守乡亲，只有日常且细微到能从生活中直接感知的问题，才是真问题。再去入户时，我学会了把话头落在柴米油盐上：今年花椒、苹果套袋收成如何，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供水、供电设施运行是否正常，老年人慢性病报销是否到位，冬季取暖燃煤储备如何、取暖设施是否安全，等等。当问题接上了地气，乡亲们的话匣子自然就打开了。

在村委办公室的案头工作里，同样藏着实打实的学问。在核对更新全村232户脱贫户与监测户电子信息表时，我发现系统数字化统计中哪怕出现一处微小的录入偏差，上下核查时都会闹出乌龙，必须向一手经办人逐一求证；在帮种椒大户加盖自产自销证明章和宅基地证明章时，我从一张张单据里摸清了小额信贷续贷与农产品外销的堵点难点；在为村民广场争取新增健身器材联系供应商比价时，看到原渠道上万元的报价与电商平台一千九百元的差距，我学会了多方权衡利害、优先考虑盘活村内闲置资源。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悟到：村一级的基层工作，本质上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作为初出茅庐的选调生，必须先“解构自己”，跳出固有思维局限，褪去学生稚气，主动融入群众、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磨砺成长，当好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

练好真功夫，在谋定后动中办妥民生小事

驻村满两个月时，全村的沟沟坎坎我已经走了个遍。情况摸透了，真正需要发力的切口也随之浮出水面。

重阳节前夕，我随派出单位领导和村干部逐户走访慰问村里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我注意到，村里老人大多过惯了苦日子，当被问及生活有没有困难时，他们总是摆摆手说“没啥不便”。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青壮年进城务工后，高龄老人白天大多独居，日常做饭、生活起居存在诸多不便。全村常住的二三百人里绝大多数是60岁以上老人，如何让他们吃上一口省心热乎的饭菜，成了最紧迫的民生刚需。

这一次，我没有再提脱离实际的“大工程”，而是与张书记、党哥和村两委干部一道，严格遵循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一步步谋划：为什么不能建传统的集中式幸福院？因为村落沿单一山谷道路狭长分布，建一座幸福院每年需民政投入约10万元，村集体缺乏可支配现金流去兜底，住在偏远村组的老人走不到，送餐山路也跑不通。

研读吃透中省市关于农村老年助餐的最新政策后，我们确立了在合并前的三个自然村片区探索“中心户+多户搭伙”互助助餐点的思路，并决定首期先在摸排成熟的1个片区先行试点。我和村干部挨家摸底，锁定了10余名有就餐意愿的老人，选定了1户干净勤快、有独立就餐空间且农活负担轻的农户作为“中心户”。

为了让助餐点长久转下去，我们反反复复算清了“三本账”：对老人而言，一日三餐交费上限10元、支持按顿灵活计费，花自己买菜做饭的钱就能吃上现成热饭；对中心户而言，自家做饭顺带多做十几个人的饭，老人交的餐费刚好覆盖食材成本，民政部门每年两三万元运营补贴，重点用于劳务报酬和运营耗材支出，保障中心户获得合理劳务回报，激发长期服务的内生动力；对民政部门而言，哪怕全村3个点全部建起，总投入也低于建设集中幸福院，覆盖人群更精准、资源利用效率更高。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与村干部逐条推敲了高血压、糖尿病老人的少盐少油公共食谱、建立老人子女微信群公开菜单、防范老人过量饮食风险等微观细节，并多次对接市、县民政部门，就证照办理与村集体委托纳管备案路径逐项沟通确认。

看着方案从最初的一行笔记，变成如今逻辑严密、即将落地的施工图，我终于读懂了张书记和党哥最初的叮嘱。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年轻干部，要“在摸爬滚打中增长才干，在层层历练中积累经验”。回望入村以来的六十多个日夜，从最初急着搞大产业、写大文章，到如今甘下慢功夫算清花椒的成本账、学好实功夫核准每一户监测台账、练好真功夫筹办热气腾腾的农家小饭桌，我在这片黄土残塬上完成了入职最重要的第一课。选择了驻村，便应当有这样的觉悟：我们未必被历史铭记，但我们当下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夯实党的事业根基的一砖一瓦；我们应当在脚踏实地的实践而非凌空蹈虚的想象中去认识自己，把青春答卷写在乡亲们满意的笑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