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两件时空交错、看似没有关联的事情,因为有心人的史海勾陈,使两件事情在新的时空里接踵而至,就好像一个人提出问题,另一个人作出解答。
提问的是郑永年教授,他曾长期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数十年专注于研究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2020年8月24日曾经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三年前的2017年6月,郑永年教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文章《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引起广泛讨论。郑教授说,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其他事物的附庸。知识悲歌的根源,在于现代知识人不愿意“争智于孤”,而纷纷“争名于朝”或“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同时,郑永年教授观察到,在互联网时代,随着“知识付费”日渐流行,知识分子有了更多“争利于市”的驱动力与手段,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不再是创见和体系,而是钱、是流量,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争俗、媚俗,以期收割流量、收获影响。郑永年教授痛心疾首地提醒: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
诚然,面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近100年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国知识界有责任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具有中国气派和世界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郑永年和很多观察者认为,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政治、经济、艺术等社科界,理解滞后于政治,理论落后于实践。即使有点危言耸听,但是确实振聋发聩。
当然,圈内人并不认同这一点。我们不能以文艺界代替知识界,知识界的问题在文艺界一定也有表现。在12月14日开幕的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铁凝总结,100年来,文艺作为时代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发先声、起国人,鼓士气、聚民心,奉献出无数精品力作,宛如灿烂星河铭刻在人民记忆的天幕之上,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不断书写历史辉煌点亮了很多希望之光。辉煌成就不容否认,但疏漏缺憾也应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作协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肯定了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发挥的重要功能、作出的积极贡献、取得的丰硕成果,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刻把握时代主题,把个人同国家、民族、人民紧密相连,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时代和人民放歌,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强调,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文艺要创新,但决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
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在某种意义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文艺界的嘱托,也是对整个知识界的期许;是对郑永年知识界悲歌的正面回答,也是对知识界不良习气的当头棒喝。正是因为总书记所说的那些“决不能”仍然存在,某些领域某些时段还有蔓延之势,郑永年教授才会发出悲歌时代的喟叹。一旦中国知识分子彻底克服这些“决不能”,我们已经走过的峥嵘岁月、正在走进的壮丽时代,必将创造中国知识的壮歌时代!